文／簡郁紋
你知道在台北市南海路上，有間二二八紀念博物館嗎？或是你曾經在白先勇的《台北人》中，透過文字窺探過台北車站附近的和平紀念公園呢？相鄰的韓國，對於歷史上的不正義事件，拍攝了許多相關電影（如，光州事件─華麗的假期、朴正熙前總統的傳記電影─正義辯護人等等），讓一般民眾易於觸及。
反觀台灣，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淪為選舉期間，政黨操作省籍情結的歷史議題，或是歷史課本裡的一段文字。即便我們建立了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成立二二八真相調查委員會，甚至也有二二八事件紀念館，但當我們試圖深入了解這段歷史，卻往往不知道該從何下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轉型正義的定義？
在2000年由學者Ruti Teitel所定義的狹義的「轉型正義」，便是在討論這樣的問題。所謂「轉型正義」，討論非民主體制轉型成民主體制時，新的民主體制如何處理舊體制下發生的歷史不正義，藉由「補償」的方式回復當時受害者應得的正義，亦稱作回溯正義。
對轉型正義的處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雅典。雅典的民主政體中曾經出現兩次短暫的獨裁政權，雅典人在獨裁政權崩潰後，都曾經溫和地處罰了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和附庸者。——摘自吳乃德教授〈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
在 1980 年代之後的第三波民主化中，亞洲、非洲、南美洲和東歐共產國家的許多威權獨裁政體相繼崩潰。由於這一波的民主化是人類歷史上個案最多、規模最大的民主化浪潮，如何處理威權遺產，也就成為許多國家共有的課題。
其中，第一項要面對的，同時也是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如何處理威權時期犯下侵犯人權、剝奪生命和自由、凌虐人道等罪行的加害者，更是他們的首要難題（同時也是最困難的）。
▍轉型正義的三模式：清算、遺忘、和解
對此，各國依據其特定的政治與歷史情境，在新興的民主政權下，產生三種應對模式，分別為「清算」、「遺忘」與「和解」。
「清算模式」下，新政權直接審判加害者，可能上至當時決策的高官，下至執行的公職人員，甚或是參與歧視運動的軍人與民眾。如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的東西德，便在合併後採取「清算」手段，審判所有東德的特務頭子與公務員，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方式，試圖把對加害者的直接懲處，換取受害者的正義伸張。
逆向思考：但這樣的懲罰真的能夠換來應有的正義嗎？又，我們想要回復或追求的正義到底是什麼？
「遺忘模式」的典型，就是西班牙在經歷了強人─佛朗哥將軍的威權時代後，新興民主體制所作的妥協。顧名思義，「遺忘模式」直接遺忘，甚至不討論歷史曾有的不正義。想要獲得人民的信任，在經濟困難的國家如西班牙或拉丁美洲國家，讓人民快速接受新政權的方式，就是顯著的提升經濟發展。體制轉型的過程中，新民主政權的穩定與鞏固，除了需要人民的信任外，更需要透過舊勢力的根除，或是舊勢力的信任賦予。為了安撫舊有勢力，就可能採取「遺忘模式」來面對威權遺緒，選擇不談論、不清算歷史上的不正義。
逆向思考：遺忘模式下的國家，真的就要把歷史事件拋諸腦後了嗎？那受害者的權益該怎麼辦呢？
至於「和解模式」，則是目前最為人稱道的手段，其典型國家為南非。「和解模式」透過建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揭露事件真相以換取受害者的寬恕，不對加害者進行實質罪刑上的批判，但這種方式通常只適用在人民普遍信仰講求寬恕的基督宗教國家。
逆向思考：事件真相與細節真的能夠換取寬恕與諒解嗎？
▍轉型之路上，台灣是哪種模式？
三種模式在追求轉型正義的國家中，或有單一進行，或有交互進行，完全根據各國不同的社會、文化、政治／歷史事件而定。反觀台灣，轉型民主體制至今已逾已有20餘年，曾經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卻仍不受多數群眾的關注，相較於德國，我們的校園仍可見銅像、校訓等過去的威權象徵。
我們選擇了「遺忘」與「和解」的方式，設立了紀念碑和紀念日，成立了真相調查委員會，然而事件至今已68年，如今台灣的轉型正義進程只停留在對受害者的賠償，但對於加害者的法律或道德上的追溯、以及對真相的發掘仍然停留在「讓過去的都留在過去了」。
甚至，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有在二二八紀念日當天，政治人物形容悲戚甚而哽咽致詞的講演，「對受難者家屬要將心比心，對歷史錯誤要時時警惕」彷彿已變成每年的例行公事。除了二二八事件外，白色恐怖更是一段被大眾遺忘的時代。但曾經的不正義依舊是事實，我們不能避免，也不需要避免談論當初的傷痛，而「轉型正義」的討論便會有可能讓「過去的不只留在過去」，更得以作為未來的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