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傅觀、張珈瑜 編輯／沈文薇
在一個人人都可能是媒體的社群時代，新聞影音產製者的身份分愈漸模糊。過往只有財力雄厚的企業性媒體，才有資本投資影音錄製設備與專業人員，然而，現今硬體設備操作日趨簡易、攜帶更加輕便，加上「人手一機」的生活型態，公民影音已是一日臻成熟、壯大之新聞媒體產製。
筆者訪問社團法人非營利組織「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以下簡稱公庫）記者楊鵑如，以及「Peopo公民新聞平台」（以下簡稱Peopo）召集人余至理、企劃王建雄，藉其經驗分享，嘗試梳理以新聞報導為主之公民影音產製上、中、下游可能會遇到的障礙，並藉由他們的經驗分享探討相關議題。
產製過程的絆腳石
所謂公民影音產製，即渴望表達對社會議題之觀點的公民，運用「影像說故事」的能力，產製出影音的過程及成果。
於該領域中，難謂以個人為單位的公民記者獨自奮鬥便可受到關注，因此Peopo以平台提供者的角色，除了當個不介入的第三者，也希望以此促進公民發聲，將具有議題性的影音藉平台推廣，發揮影響力。
與公民記者直接接觸的企劃王建雄表示，Peopo鼓勵公民記者從簡單的攝影器材入手（例如：手機或簡單攝影機），若不善於攝影，亦可從照片串成影像做起。換言之，公民記者遇到的技術層面問題，未必是攝影器材不足、拍攝困難，反而多半是後續剪輯後製的問題，若是遇到年紀較大的長輩，更是需要協助指導操作電腦。在採訪過程中，因公民記者以一人作業為原則，攝影、紀錄集一人之手，故如何兼顧畫面與文字報導，是記者需調配的課題。
公庫記者楊鵑如說，因為公庫「哪邊記者少就往哪裡報導」的宗旨，公民記者與主流媒體因卡位、搶鏡頭而產生衝突較少見。但他仍舉例：「以前他們（指主流媒體攝影師、記者）不太了解公民記者、獨立媒體，看到你站著就會說：『妹妹去旁邊一點』，理所當然地叫你走開。後來發覺自己的報導成果跟他們比，更加鉅細彌遺呈現，一場記者會使用的素材甚至比他們多，也就慢慢建立了信心。直到現在，他們就有較認知公民記者與獨立媒體的存在，基本上不會發生衝突。」
王建雄則認為，公民記者遍佈全台，有些因活躍於地方而小有知名度，公民記者若與地方記者彼此熟識，也會相互照應。
跳脫資金、市場威脅的影音產製
不可否認地，台灣仍有亮眼的影視作品，每一筆新紀錄都帶動低迷的前景，然而，影視產業未來的發展是否樂觀，仍舊是未知數。談到劇情電影、連續劇、電視與綜藝節目等影視所面臨的發展困境，常常被歸咎於「資金」與「市場」兩者的惡性循環。那麼，公民影音產製是否也會受到「資金」與「市場」的侷限呢？
目前的答案看似否定。個體、單獨行動的公民記者可利用便利的科技進行產出，即便是以組織形式運作、經費來自群眾募資的公庫也表示「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有錢有有錢的做法，沒錢時也有沒錢的做法」，故資金並非決定影音成果的決定性因素。
就市場而言，本文論述之公民影音產製非以獲利為目的，而是「讓議題被看見、激發群眾關心」，因此，公民記者可藉由不斷地發表作品、樹立詮釋風格，提升本身的能見度。再者，若議題較具公共性質，抑或題材新穎引人注意，主流媒體也會引用公民記者的報導，可藉由登上新聞台、新聞網的機會增加曝光。
此外，公庫曾以校園座談、網友見面會等方式與不同群眾互動，嘗試突破因網路科技侷限無法觸及的人群，而Peopo也會以座談會、工作坊等形式進行推廣，藉由現有組織尋找對特定議題有志聚集的人做宣傳。總括而言，舉辦活動是拓展知名度、觸及率的重要途徑。
記者證之於公民記者
2015年立法院曾嚴格執行《採訪證件發放要點》，限制獨立媒體、公民記者申請記者證的資格，該做法引起媒體各界不滿，抗議立法院侵犯採訪權，違反釋字689號保障之新聞自由。楊鵑如回憶，在此之前他未使用過立法院的臨時採訪證，都是拿著「旁聽證」行記錄之實，因為仍舊可以進入現場，故即使未取到記者證也不影響記錄。然而，立法院緊縮申請資格後，公庫等人即對此提起訴願。
在立法院改正下，公庫等獨立媒體組織今日已可以順利以記者證進入立法院會議，而不會僅能以旁聽身份行之或被阻擋在門外。不過，公民記者申請記者證之行為仍未獲白紙黑字保障。Peopo公民新聞平台企劃王建雄就說，認識的公民記者常因缺乏記者證而受拒於特定採訪場合，由於無從協助，他也僅能鼓勵公民記者去不需要記者證的地方取材。
究竟記者證之於公民記者的必要性何在呢？
相較於主流商業性媒體，獨立媒體的重要性在於提供更多元的管道，給予庶民的一個最真實而不受扭曲的發聲管道。公民記者們遍佈社會各角落，報導市井小民關切的生活議題，其自由性、真實性、多元性，皆彌補了主流商業性媒體未能顧及之處。但立法院用維持秩序等理由，以《採訪證件發放要點》將獨立媒體、公民記者拒於大門之外，該行為嚴重地侵犯了媒體的新聞自由。
不論是個人單位抑或組織形式，記者證之於媒體不僅是採訪資格的表徵，更有展現新聞自由，保障記者得傳遞真實消息、人民可獲「知的權利」之意義。
公民影音平台的自我定位
說到Peopo作為「公民影音」平台，與其他普通的影音串流平台（如：YouTube）又有何區隔，這一的矛盾是Peopo在和公民記者互動時最需要思考之處。
王建雄說，與公民記者之間的互動，是一種互相學習的過程。作為一個平台，Peopo必須緊守「提供者」的純淨角色，由公民記者們自我監督，卻又希望在技術的掌握與公共性的拿捏中，能夠給予協助。因此，如何維持每個公民記者對平台的歸屬感，創造平台本身的影響力，卻又不失去「記者代表個人」的獨立性，此可謂平台提供者最大的困境。簡言之，Peopo的自我定位以及和記者的磨合，是未來需繼續琢磨的關係。
公民報導者，展現立體多元聲音
訪談近尾聲，筆者針對公民記者與職業記者之間的互動做出提問，兩位Peopo的受訪者以相同的答案回應我們——「共生而互相學習壯大」。
在議題性的發掘上，公民記者比職業記者多了熱情、議題的關心度、特定領域的專業性，甚至是長久的追蹤報導，此皆為職業記者在工作環境下無法展現的特點。而職業記者雖面臨開源節流、地方記者的裁減、快速產製低品質的缺失，卻具有公民記者尚未能企及的社會影響力以及能見度。公民影音的出現，其實是為雙方注入新活水，越來越多職業記者從公民影音平台挖掘議題去報導，在地方上有知名度的公民記者也會與地方記者合作取材，克服記者證等問題，拓展議題深度。
最後，楊鵑如說，公庫記者們最渴求的並非捐款，而是更多的人關注。看報導代表對媒體的一種認同，且從身旁社會議題關心起，才有機會建立人與人、人與媒體間的信任與認同感。
在眾聲喧嘩的社會場域中，公民意識崛起，公民影音提供了一種立體、多面向的聲音。雖然其仍有程度不同的缺點可改進(例如：品質、公共性不足)，但公民影音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每個關懷公共性議題的公民皆可以從被報導者轉變為報導者，用非全知但最貼近自己的角度產製媒體影音，加入媒體行列，一同形塑影響我們的生活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