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子夏 編輯／傅觀
圖片說明／2014年秋鬥教育陣線諷刺教育部為「教育拍賣部」（取自創用cc）
大學生在畢業後，即將面對競爭力高的就業市場，大量人力資源的湧入，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找到適合其發展的位置。有些人不得不面對轉換軌道的現實，或者迫於生活壓力，在過勞的就業環境中工作。許多學生畢業即背負學貸壓力，妄論生活品質優劣，只求滿足在都市裡的基本生存條件。
接受高等教育後卻產生這樣的結果，想必不是人人所樂見，而問題是否僅是學貸利率過高？在高教環境推波助瀾下，我們可以做出何種選擇？每個選擇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又為何？以下透過制度、經濟層面的分析，讓我們一窺學費背後隱藏的事實。
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脈絡
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演進，各學者及專家的分類稍有不同，若從國民政府遷台至今，本文將此歸類為六大階段：
1945~1954：發展停滯階段
高等教育機構數量少，主要接收日治時期原有的大專院校，新設立的大學多有政策性目的，如師範學校、工業專科學校等。
1954~1973：快速成長階段
因應國家建設需要、社會經濟發展，設置包含在台復校及大量專科學校，以工業類居多且多為五年制專科學校。
1973~1985：限制控管階段
因專科學校增加過快，設備與師資不足的問題浮現，故政府暫緩設立私校申請，這段期間公立學校也僅增加七所。
1985~1994：解嚴開放階段
1985年行政院有條件核准設立私校，且民眾對高教需求日益高漲，政府為平衡各縣市大學資源分布，也開始著手協助設立公私立學校。
1994~2005：多元競爭階段
1994年《大學法》通過實施，明確規定大學有自治權，政府主導力下降。且2002年台灣加入WTO之後，隨即面臨國外教育市場的競爭，教育部也因此制定一系列計畫因應，如退場機制、頂大計畫等。
2005迄今：自主管理階段
2005年《大學法》修正案通過，教育部一方面讓大學有更高的自治權，也建立了評鑑機制，加強大學運作效能，提升高教品質。
綜觀上述高等教育之變革，一般大學數目漸增、大學行政管理自主性提升、國際交流能力提升等是主要變化趨勢。大學在走向自治的同時，評鑑制度的引入，也有效控制了公私立學校的辦學品質。
學費調漲機制
大環境看似對高等教育發展有利的情況下，高教所面臨的問題不減反增。舉例而言，少子化使得就學人數較十年前減少許多，導致公私立大學併校與退場問題油然而生；此外，在現有體制下，貧富差距的擴張也讓部分家庭無法負擔高教學費，使學子無法享用教育資源。故即使大學端提出學費調漲的申請以維持教學運作，必然會引發學生與家長的反彈。
圖片說明／歷年學費調漲幅度
民國98年至101學年度，教育部實施學費全面凍漲的政策，直到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才開放學費調漲至今，學雜費基準調整幅度（簡稱基本調幅）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核算。由上表數據可知，近年申請學費調漲的學校眾多且私立學校佔多數，但通過申請的者不到一半。未通過理由部分是因校方未清楚闡明調漲學費後的用途，或因程序上的不充分予以駁回，而輿論壓力也是造成此種情形的因素之一。
公私立大學的問題
「台灣學費並沒有很高，只是調漲學費對後20%的人負擔太重。」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伯芬教授說，「台灣投入在高等教育上的經費每年八百億，相較日本要高，但高教資源仍舊不足，若把高教經費提高，又會排擠到初教、中教甚至現在尤其重視的老人福利支出。」
台灣高教現在主要是以公私立一般大學為主，其他如專科學校等就學選擇，已日漸稀少。舉鄰近國家日本為例，其學制不僅有四年制的一般大學，亦有所謂的短期大學（就學年限不等）、專門學校等，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進入各種學制體系下的學校。反觀台灣，戴伯芬教授說：「政府對大學數量及學費都要管制，公立大學學費低但缺乏效率；私立大學競爭力高經營困難，在國家管制下，公私立大學間存在不公平競爭。」
公私立學校間存在最大差異莫過於政府補助的多寡，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學費的私校而言，微幅的學費調整並不足以填滿財務上的缺口。私校仰賴市場機制的運作，已沒有過多的調漲空間，排名後段的學校更是如此，調漲學費就是讓自己暴露在更大的競爭之下，這也讓私校辦學面臨兩難的困境。
就教育體系而言，台灣是一個相對內需的市場。戴伯芬教授表示，想要完全學習美國走向市場化的路線是不可行的，但若要走向完全公共化又太過理想，國家負債問題、資本家稅收課徵不易、排擠效應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
台灣欲在單一體制的運作下，讓高等教育達到最大公平性是困難的目標，此時，公私立學校在多元體制下所扮演的角色就變得至關重要。
公私立大學的角色
從學費調漲的歷程來看，台灣教育資源分配的邏輯都是以學校為思考單位，而非將資源直接給予學生。學費調漲所面對的問題，就是社會大眾不信任學校會將收到的學費回饋於學生身上，此因素造成私立學校資源短缺，無法有效提升教學品質。對此，戴伯芬教授認為有兩個方向可以同時進行，一為以專業學門為單位進行資源分配的考量，二為以保護個別弱勢家庭的平等權益進行考量。
台灣從高中開始便有技職教育與一般教育體系之分，從學校經營性質來說是以公立與私立學校進行分類。戴伯芬教授認為，對公立大學而言，應著重在發展對國家整體環境有助益的基礎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門，包含哲學、數學、物理等科系。相對的，私立大學則可以在應用型學門發揮，如商學、醫學、工學等科系。同時讓教育部適度鬆綁學費管制，在資訊透明化的市場機制下，讓私立大學自由競爭。
對於個別弱勢家庭的需求，應對有資格及意願念大學的貧窮家庭學生，給予全額補助，並且在資訊透明化的前提之下，讓學生及家長可以慎重考慮是否要用四年或是更久時間進修。現今政府為解決低經濟弱勢家庭的就學需求，低學費及低學貸政策行之有年，這確實降低了家戶所得較低的者接受高等教育的門檻，但戴伯芬教授說：「這會讓這些家庭的父母有種期待，順其自然讓自己的小孩接受大學教育，非預期的結果就是階級的逆所得分配［註一］。」
學費調漲的具體措施
政府若要改善高等教育環境，不應凍漲學費，而是把稅務收入用於補貼實際的低收入戶。
戴伯芬教授指出，台灣現行的補貼制度是依照身分別的方式，以原住民為例，即使是原住民亦有分收入高低者，政府的補貼無法針對較貧苦的家庭做更有效的補助，社會上也因此出現一種「新貧」階級——在貧窮線以下但沒有被歸類在低收入戶者，通常這些人最大的申請障礙就是因為擁有自有住宅。其所有的常是老舊房屋，或家有長輩居住，短時間沒有辦法將土地售出，不過薪資所得確實無法負擔生活開銷者。
面對這種「新貧」階級的產生，國外有「負稅制」［註二］的措施應對。當政府看到民眾收入不足以負擔基本開銷時，直接補貼現金，而不是像台灣利用的消費劵、禮劵等方式給予協助。由於政府可以透過計算得到具體的補貼方式，如此一來，得以實質上幫助因學費調漲的潛在受害者。利用多的賦稅方式亦可以達成實質上的公平性，而非齊頭式的平等。
公立大學的興辦，本質上就是希望教育可以達到公共化的目的，不足部分再由私立大學市場機制補足。完全公共化或市場化的可行性都不高，如何有效利用有限資源於，提升教學品質才是努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對低社經地位的學生直接補貼，讓有求知慾者可以得其所好，獲得適才適性的發展。
台灣的高教藍圖尚未明瞭，仍需要政府運用各種方式讓整體環境更為健全，方能讓每個孩子都能在適合的位子上發光發熱。
註一：以高等教育為例，凍漲學費本應是讓弱勢家庭可以有更多機會進入大學，但反而讓高收入家庭所受的益處更高，壓縮了原本低所得家庭的就學空間。
註二：負稅制，中譯亦有「負入息稅」之稱，與常見的徵稅制度相反，當民眾收入低至某一水準，不但不用繳稅，還可以用某個百分比領取補助。英國與美國早於1970年代便引入此種制度，主要目的在於改善貧窮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