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育如、邱姵慈
郁良溎，大學時就讀清大化學系、碩士班就讀台大化學，目前是台大城鄉所的博士生。曾參與華光社區、嘉禾新村及三井倉庫的文資保存行動，也是台北文資守護聯盟的成員。
「在嘉禾新村的文資會之後，我們就從溫良恭儉讓變成暴民的路線」面對柯文哲市長去年替文資團體畫下「文化恐怖份子」的標籤，主事嘉禾新村文資保存運動的台大城鄉所博士班學生郁良溎，不畏懼政府的施壓，長期替嘉禾新村爭取全區保存的機會。郁良溎認為，雖然許多人說年輕一代從事保存運動都很「不理性」，但自從碩班時參與了社會運動之後，他看見了長期在體制內遭壓迫的社會族群，而這些血淋淋的個案帶領了他走入那看似不理性的體制外運動。
前進「暴民」路線
「我以前大學時會認為陳為廷、林飛帆他們是暴民」進入大學時代的郁良溎，放棄高中熱愛的地理最後選擇主修化學，而一直到了碩班前期仍專攻化學的他甚至認為，「理工科的工作者不用操煩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交由政治、社會相關學科的人去努力就好」。但在碩班時期發生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在林飛帆大力把運動帶入校園的同時，郁良溎對社會議題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或許就是一種同仇敵愾的感覺吧！」反媒體壟斷的運動也開啟了後來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而由台大發起的紹興社區議題更讓他的人生軌道就此轉換，最後選讀了城鄉所，從一個理工的研究者轉變成一個社會空間的思考者。
轉身抵抗「政治怪手」力量
而之後在參與華光社區抗爭的過程中，除了延續郁良溎參與文資保存的動能，他表示，選擇投入文資保存的領域之後，讓自己更了解到跟公部門互動以及程序相關的操作細節，更重要的是，讓他體悟到在談及文資保存時，其涉入的「政治過程」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在剛開始參與華光社區保存的抗爭時，郁良溎表示因為不懂背後複雜的利益，他在華光文資會中看見了幾近「黑箱」的政府預設決議，除了會議資訊不夠透明外，到場之後才發現政府已經是有定見的事先預定好保存範圍。
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近日話題不斷的三井倉庫保存一案，郁良溎認為到底什麼可以成為古蹟、什麼可以成為歷史建築，有時跟建築本身價值和文資委員的專業都無關，在高度政治干預的情況下，三井倉庫早就因為要配合做北門觀光廣場的規劃，被界定為可因交通而彈性調整的「歷史建築」。
而嘉禾新村漫長的保存路途也曾因地方利益、政治政策與政治力的滾動遭受了很大的衝擊，郁良溎回想在去年第一次文資大會審議只登入錄兩棟建築的情況下，政府欲以研究經費的名義對保存團體做為一份妥協的恩惠，而團體內部也有人認為不應與政府關係破裂，但郁良溎認為不能因為政府施與恩惠就放棄全區保存的理想，且更重要的是，民間團體的「草根」力量應該就是要由下而上的去行使公民抵抗權，正也是因為當初不向政府妥協，郁良溎認為才有至今能多登錄一棟建築、甚至是堅持到現今嘉禾新村不被拆除的局面。
從爭取全區保存到思考活化
雖然多數民眾一直無法理解為何文資團體總是要去談一些與一般價值觀相衝突的理念，但郁良溎在不影響附近違建戶拆遷案之利益的公平基礎上，以及嘉禾新村居民支持的情況下，決心著手從事村子的保存，並且是「全區」的保存。郁良溎表示，過去看待文資都是單棟的建築，無法看見全區建築建構而成的文資空間，對他來說，這樣的空間是有機的、文化資產間是可以互相「對話」的，像嘉禾新村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其有機的演變過程形成當地空間的獨特紋理。
但同時擁有規劃設計專業的郁良溎也認為，在爭取文化資產保存的過程中會不斷挑戰自己的價值，例如什麼可以留？該怎麼留？因為保存之後要面臨即是「活化」的議題，但他也強調，未來規劃中整個空間的發展必須去呼應村子固有的紋理。
此外，郁良溎也希望未來嘉禾新村能與周邊的蟾蜍山聚落、寶藏巖聚落做出區別，與周邊的智慧輔具研發中心、台大社工系和社會系結合資源，原本預訂做為防災公園的地方也能發展成一個樂齡、科技應用改善生活的村落。
此外，郁良溎也希望未來嘉禾新村能與周邊的蟾蜍山聚落、寶藏巖聚落做出區別，與周邊的智慧輔具研發中心、台大社工系和社會系結合資源，原本預訂做為防災公園的地方也能發展成一個樂齡、科技應用改善生活的村落。
文資保存帶動制度與社會價值觀的革新
「其實我對文化資產保存能不能稱上『社會運動』一直都高度存疑」走闖在大大小小文資保存案件中的郁良溎，因曾聽過不少人質疑文化資產保存的運動地位，例如：例如：文資保存是用來創造中產階級之利益等論述，因而也有了同樣的掙扎與矛盾，但他覺得最終仍要回到個別的個案來觀看。
另外，郁良溎也參與了關心台北文資環境的台北文資守護聯盟，不僅只於爭取個案的保存，在去年也爭取了台北文資會公開旁聽，今年更要與台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合作，進行台北市政府層級相關文資的一些行政命令的修法，郁良溎表示，他的理想是要「從個案的保存帶動整個制度的改革」。
嘉禾新村和三井倉庫保存案的結果至今仍未決，而在保存的過程中，除了要與強大的政治力量搏鬥，還必須面對文資觀念的世代差異。在爭取三井倉庫保存的過程中，不少資深委員會堅持以旁邊的北門古蹟為重心，而與文資團體會有價值觀上的衝突，郁良溎認為，這是因為世代間接受了不同「教育」，早期我們會以保存「中華文化」為文化保存的中心思想。
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雖然文資保存的概念，從早期以歐洲中心思想為主的雅典憲章和威尼斯憲章而來，但到後來注入了東亞文資保存的脈絡，在在後來的布拉憲章中可以看見尊重不同國家與族群文化狀況的多元思考。
此外，郁良溎也提到了上周進入修法的文資法，也是因為看見原住民不同於漢人的文化資產，因而欲另訂原住民文化資產的規範，「文資不是在某個法或某個規則訂了之後就會被說死的，這些法規反映的是社會價值觀不斷的在變動」，而這也是郁良溎從事文資保存想要做到的──「價值觀的辯論」，他認為，唯有這樣做，對社會發展才是正向的。